【环球华报记者 萧元恺】以“复苏和新开端”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（G20）多伦多峰会，主要讨论了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、金融部门改革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、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等议题。关于这次会议，全球经济复苏、削减财政赤字和征收银行税等成为关注焦点。G20能否解决困局，将决定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可能性，也对G20本身的前景至关重要。
会场
欧盟主张大刀阔斧削减预算，美国借钱以刺激经济，峰会俨然成为美国“刺激论”和欧洲“紧缩论”交锋的战场。不但会场里存在争议，成为一场文明的经济冲突，会外也是风波不断，甚至衍变成街头暴力。但是，对于G20峰会的重要意义，国际社会还是给予了积极评价。尤其作为主办国的加拿大，不但尽地主之谊，而且坚持主见，总理哈珀为峰会定调，将协调退出作为三大重点议题之一；财长费拉逖则表示，加拿大在峰会上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20国共同致力于，将财政恢复到可持续轨道上。
减少赤字达共识
G20领袖在多伦多峰会上承诺，未来3—4年要把整体财政赤字缩减一半，2016年达成平衡预算目标。但各国可依照各自情况调整政策步调，不需仓促撤回刺激经济方案，以免冲击经济复苏。
英国首相卡梅伦说：“我们目标一致，即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。但一些像我们这样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国家必须采取措施，恢复经济增长信心，这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。”
这与会前气氛大不同：会前美国和德国相互叫阵，德国捍卫财政缩减计划，美国则倡导继续扩大支出。
聆听
美国财长盖特纳曾表示，他担心德、英、日等在减少赤字问题上行动太快，这些国家的政策还不足以带来强劲的GDP增长。
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担忧。巴西财长蒙迪嘉表示，这个目标太残酷，有点困难、也有点夸张。印度总理辛格则认为，G20需要确保经济持续复苏，太快缩减赤字不利复苏，现在全球经济陷入通缩的危险比通膨大得多。
澳大利亚副总理表示，财政强化措施的速度和时间，“必须依各国情况不同而量身打造，才不会让正在进行的复苏脱轨”。
中国视角引关注
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5日完成对加拿大国事访问后，赴多伦多赴会。 自2008年冬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华盛顿、到2009年春树立信心的伦敦，再到2009年秋达成具体共识的匹兹堡，直至今日多伦多，胡锦涛已是第四次参加20国集团峰会。 胡锦涛说，当前世界经济正缓慢复苏，但基础并不牢固，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。中方希望峰会在如下4个方面取得积极、务实成果：一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，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；二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目标，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；三是给予发展问题更多关注，为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；四是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。
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，被认为是非常合时宜的举措，显示出各国对G20这一最高经济论坛的重视，有利于得出有益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具体结果。这说明中国逐步加入全球治理的决策舞台，并发挥作用。
中国期望积极推动IMF在20G首尔峰会前完成新一轮份额改革，兑现匹兹堡峰会承诺；更多关注发展问题，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。这两点，都是中国代表新兴市场和为发展中国家发出的呼声。
银行税引发争议
“银行税”成为聚光灯的焦点，一个重要的会议结果就是，最后否决了欧盟之前提出的、统一征收“银行税”的建议。各国可自主选择是否对银行征税以弥补救市支出，同时可渐进实施更为严格的银行资本规定。对这个问题，此前各成员国之间分歧同样明显。
会场外2
谁的胜利？
对是否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银行税，英法德力推，认为这能帮助遏制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，同时为政府救助破产银行提供资金。然而，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巴西、印度、墨西哥等则反对征收，认为这样做对那些与危机没有太多关系的金融机构不公平，也无助于防止金融行业再次遭遇危机。
全球化的今天，更严格的监管条例，意味着丧失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。英法德三国希望G20其他国家推行相似措施，而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日本等国的银行并未在本次危机前吸入过高风险，也没有受到重创，故对这一提议持反对意见。
有分析人士表示，开征银行税有可能使银行业出现另一轮大规模裁员潮，形成更大的社会压力。
归根结底，“银行税”或“保险金”是一回事，解决的是银行倒闭的成本由谁承担。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仍在于，如何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，并在大西洋两边形成统一标准。
同前三次与会各国面临的衰退环境不同，当前的经济复苏在国家、地区之间出现了步调不一致。各国在经济刺激的维持或退出、金融监管改革、中长期财政整顿和再平衡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、贸易与投资等主要问题上歧见已现。
“刺激并不难，退出才是更大的挑战。”这是峰会上的普遍声音。决策者清楚，危机中注入的大量流动性，就像潜伏的炸弹，引爆的后果就是通胀和泡沫；另一边，高企的政府债务，又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，抬高融资成本。也因此，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第三次G20峰会时，全球经济复苏苗头初现，各国领导人就已定下，要在下次峰会上探讨协调退出的议题。
不过，九个月前他们并没有预计到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。如今的G20国家经济复苏步调不一致，使他们对经济走势的研判各异。在立场上，G20国家大体上可分为三类：主张维持甚至加大刺激、主张财政整顿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。
美国总统奥巴马称，多伦多的优先目标应是确保和强化复苏。如果信心消退的话，我们还要再次做好准备，迅速、强有力地作出反应，用尽一切必要手段防止经济活动减弱。美国财长盖特纳则称，在多伦多峰会上，财政整顿的时机和顺序应以国别区别对待，不应以牺牲短期经济增长为代价，换取长期赤字降低的目标。
欧债危机使多伦多峰会变调，协调退出难以达成一致。有观察家认为，只有到7月西班牙主权债务到期后，才能看出11月韩国峰会是否会就退出时机达成一致。是需求（包含公共需求）消失，还是债务积聚对经济威胁更大，每个国家都要独自作出决定。
国际舆论多肯定
不过，这并不代表G20各国在退出策略的分歧难以弥补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执行总裁斯特劳斯-卡恩认为，实际上，各国都在做同样的事情— 逐渐、尝试性地回收刺激措施，同时密切关注实体经济的走势。毕竟协调退出本就不代表同时、同步退出，各国根据特有形势作出无损于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决策，并公布讨论，已经是G20峰会的主要贡献。
《爱尔兰时报》认为，G20峰会还未开幕就已经成功，因为它代表着全球经济的85%，取代了仅由发达国家参加的G8。这可以被视为二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革之一。
美国外交理事会的斯图亚特·帕特立克指出：G20峰会至少在4个方面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，首先它能缓解国家间的危机，同时它是个平台，能鼓励新兴经济体承担新的责任；第三，它的存在对联合国而言是健康的竞争。最后，G20提供了一个更灵活的协商环境，有更多协调的空间。多伦多峰会巩固G20已取得的成就，才能长期发挥更重要的潜能。
就连认为G20“假大空”的法国总统萨科齐，发完牢骚后也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各国领袖有必要面对面交流，“几个世纪之前或者几十年之前出现那么多严重问题，原因就是没有这样的峰会。 ”
退出机制存分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