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杰荣与中国
导语：一位金发碧眼的西人偏偏关心中国“三农问题”，曾经年累月地以天津为考察对象，进行当代城乡关系史研究。他蹬着自行车转遍了天津城，并结交了不少天津朋友。这个老外的中国名字叫周杰荣（Jeremy Brown），热情洋溢，善解人意。他不是刻板的学者，谦和而没有偏见，不愿把自己封闭在书斋中。
周杰荣汉语普通话说得很流利，甚至对中国北方的方言运用得也比较熟练。同时对自己的课题研究非常严谨，除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和查阅历史档案外，犹为重视到现实中采撷素材，丰富论证。周杰荣的钻研劲头儿和学术成就，甚至引起国内学者的嫉羡，有的曾在网上说只有感叹，认为特别是周杰荣所掌握的第一手历史资料，这比任何人编的教科书都重要。
环球华报记者 萧元恺
把赖昌星请到课堂
西门菲沙大学（SFU）历史系的周杰荣（Jeremy Brown）主讲“中国从革命到改革” （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），其中一本参考书是美国作者奥古斯特（Oliver August）所写与赖昌星有关的《红楼内》（INSIDE THE RED MANSION）。奥古斯特人不在加拿大，但书中主角赖昌星却住在这里，于是周杰荣动了心思，不久前就把老赖请到课堂，作为难得的“活教材”。
周杰荣就此强调，他之所以“灵机一动”邀请赖昌星到课堂上，乃是因为赖昌星是改革后中国典型商人的例子，代表的是改革后的一种问题及现象，并非出自他对赖昌星个人的支持。
周杰荣说他开设的课讲授从1949年至今的中国现代史，刚好谈及中国改革开放后时期。他认为赖昌星从农民发家，到后来被指走私贿赂，是难得的典型人物，所以特邀赖昌星与不同族裔学生座谈。周杰荣曾当堂问赖昌星，是否担心总理哈珀访华以他作交换被遣返？赖昌星回答一点都不担心，其理由是“相信加拿大法律”。
当堂的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问题尖锐，有人质疑赖昌星被指国际罪犯，为什么还留在加国？有没有贿赂官员？中国政府为何特别针对他？回中国后有无问题等。
赖昌星在课上则表示，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只是钻了制度上漏洞，乐见加中关係改善，但这种改善对本案影响并不大。
周杰荣与赖昌星
周杰荣18岁接触汉语，1997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汉语。1999年毕业于美国刘易斯克拉克学院，专业是东亚研究。
后来，周杰荣考上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历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，圣地亚哥分校著名教授周喜瑞（Joseph Esherick）是他的老师。
2000年周杰荣又到北京清华大学进修汉语，为期一年。他说，搞历史研究，语言这一关不能成为阻碍。他很刻苦，也很聪明。当然，这都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和热爱。特别是他独特的学术研究视角，很快就在美国申请了两个奖学金，一个是政府的，一个是民间的。
因为周喜瑞是研究中国历史颇有建树的美国专家，并与天津社科院原院长王辉等熟稔，所以促成周杰荣于2002年来到天津进行初步探寻。
2003年，周杰荣再次来天津，并经过当地历史专家的指导，确定了研究选题。2005年10月，周杰荣作为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，正式来津研究课题搜集资料。该所所长张利民认为，周杰荣作为一个外国学者，对天津以及周边地区近几十年来城乡差别、城乡交流的研究不仅有历史意义，也有现实意义。
周杰荣的课题研究离不开天津专家的支持，在研究员刘海岩、江沛等热情帮助下，搜集史料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。天津的专家学者对周杰荣这个西方学者也寄予厚望，对他在促进中西学术交流方面总是千方百计提供方便。特别是当周杰荣遇到不能理解的问题时，总是不厌其烦地提供指导，甚至把他邀请到家中深入探讨，这都使他受益匪浅。
为参加韩国的中国历史学会年会，周杰荣撰写出万余字学术论文。他说，这是与亚洲学者的交流机会，令人大开眼界。
目前周杰荣在西门菲沙大学教中国历史，而且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。有教材，有资料，比如反右、大跃进、四清、文革，甚至六四都讲，这些方面甚至优于中国的同行。
市井民宅打探文革
蜗居在天津卫小巷子里的市民王端阳，退休居家，是前《民间文学》副主编。忽然有一天接到个电话，对方提出要明天登门拜访。这位陌生人自称是学者，说上门求教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对方出版了一本书，即《一个红卫兵日记》，颇感兴趣。打电话当天是2010年8月17日，翌日家访就是“818”，即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，这个“寸劲儿”显然不是某种巧合。 及至见了面，王端阳才知道来的是位西人，姓周名杰荣，中文好得在电话里楞没听出来，还以为是土生华人胡同串子。老王于是问周杰荣，您到底想了解点什么？周杰荣告知研究课题之一就是天津文革，而此次中国之行是了解“万晓塘之死”。
这真让老王惊讶，说明周杰荣研究之深。在交谈中进一步感到他对那段历史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料，甚至提起一些人名、事件都不用解释，加上没有语言障碍，所以不像和有的老外那样很费劲，比如一个“牛棚”就得解释半天。
其实周杰荣在天津时就开始在地摊上收集文革资料，是个有心之人，与他同岁的天津人恐怕对文革的了解都没他多，这不禁令老王十分感慨，于是拿给他看了一些历史照片和资料，谈了一些情况，还送了本王端阳父亲写的《文革日记》。
周杰荣（左）与王端阳
融入内地火热生活
周杰荣以前只在书本上知道天津是中国北方第一大商埠，但一点也不了解现实中的天津，亲朋甚至从未听说过天津。但当他一踏上天津，便喜欢上这里，对天津适度的生活节奏也比较适应。
在旧物市场买辆老式飞鸽牌自行车后，周杰荣开始在天津大街小巷漫游考察。他吃狗不理包子，游览五大道风貌区，逛沈阳道旧书摊，还常与街口晒太阳的老人聊天，了解城乡演变细节。本地人都愿同他聊天，他也常用天津式幽默回敬。
正因为周杰荣对天津的深刻认识，他才把天津推荐给新婚妻子文馨（Laura Benson）。文馨是他的历史系同学，为追随他辞职来到天津，也爱上这里。他们租了套单元房，共同承担家务。文馨也骑上旧自行车，共同体味天津新奇风情。
为研究天津历史，周杰荣着眼于广泛搜集资料，注重口述史挖掘，把历史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知识结合起来。为此常下乡找资料，去过杨柳青、静海、蓟县山区等，还去涉县的天津铁厂。采访当事人使他兴奋，每个人经历和角度不同，理解不同，对他拓宽思路很有帮助。他说，相互印证、核实，是不断进步的过程。
相当一段时间里，周杰荣天天泡在档案馆，埋头与历史对话。他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，实行“三同”，即同吃、同玩、同劳动。每天中午，去食堂排队打饭，与大家一起用餐、一起调侃。饭后，一起打乒乓球，自谦球技“很臭”。上海举办世锦赛期间，更加入迷和用心，居然还赢了一局，于是被夸有点像瓦尔德内尔，这让他很得意。档案馆做卫生时不做看客，主动上手扫地、擦玻璃。不让他干，他还绕口令似的说：“我虽是老外，但你们老把我当外人，就太见外了。”
周杰荣的沟通能力不俗，乘出租车与司机聊天，了解到其父是在津退休的宝坻人，正在宝坻养老。于是他和夫人被邀到乡下做客。他也常把天津朋友请到自家，海阔天空地聊天。所以天津档案馆副研究员周利成说过，周杰荣这个老外肯于钻研，主动贴近中国社会的热情很高，为人处事乐观通达，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。所以，与之交流没有太多人文背景的隔阂。
中国通的奠基工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