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建平手持两包疾控部门让他服用的中药向记者诉说“被艾滋”带来的痛苦。

每日甘肃网-兰州晨报4月10日报道 4月9日上午，兰州中院民事审判一庭对清水县农民李建平“被艾滋”索赔案进行了开庭审理。庭审刚开始，被告方提出该案在审理过程中，有可能会涉及到其他艾滋病患者的资料，按照国家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规定，艾滋病患者的信息要受到保密，所以提请法庭对该案进行不公开审理。法庭成员经合议后同意了被告方的要求，随后旁听人员都被劝离法庭。据了解，庭审结束后，法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，三级疾控中心表示他们没有任何过错，但出于人道主义，他们愿意支付2万元赔偿。而李建平表示，他总共提出310万元的赔偿，最低不能少于50万。由于双方难以达成调解，法庭宣布休庭，之后法庭会再组织一次调解，如果调解不成，将择日宣判。

◆ 庭审直击

三级疾控部门出具多份证据力证无错

记者了解到，在当天的庭审中，省疾控中心出示了11份关于李建平患艾滋病的化验单、确认报告、调查表等证据，以此证明疾控中心在该事件中不存在过错。面对疾控中心提交的11份证据，李建平的辩护律师认为，省疾控中心出示的证据恰恰反映出，省疾控中心对没有患艾滋病的李建平及其家人构成侵害的事实。

天水市疾控中心向法庭提交了2份证据，其中一份是国家疾控中心关于艾滋病监测诊断的临床质量评估报告，以证明艾滋病诊断不能达到100%准确。对此，李建平的辩护律师提出，评估报告中的第四小项说明能达到100%，并不是被告所说不能达到100%，该份证据不应该作为证据使用。

清水县疾控中心提交了3组21份证据，其中包括李建平采血过程说明、李建平的儿子辍学原因等证据，以此说明他们不存在过错。对此，李建平的辩护律师认为，李建平的儿子学习非常好，不能上学的原因是因为父亲的“病”导致家庭困难，中途辍学的。而且当时李建平的妻子不是被告所说自己要求抽血的，而是清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着警车到其娘家将其带走抽血的。

“被艾滋”一事疾控中心早就知道?

原告李建平的家属向法庭提交了3份证据，其中一份是两个儿子辍学前所在的两所学校的证明，证明因无力支付学费，李建平的两个儿子被迫辍学。第二份证据是三张检测报告，被诊断是“艾滋病”后，李建平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悄悄前往甘肃省疾控中心、天水市疾控中心、兰州市疾控中心进行了艾滋病的血样检测。这三家疾控中心的检测报告全部显示：李建平的血样检测结果呈阴性。也就是说，李建平没有感染艾滋病。第三份证据是李建平提供了四张存有众多媒体报道的光盘，这些影像或录音资料中，对于三级疾控中心负责人的采访，都能证明早在2006年，三级疾控中心就已知晓李建平“被艾滋”一事，但不知是何原因，没有及时给李建平“平反”。

“确诊过程严谨”被告称不知错出在哪

对李建平提交的证据，三级疾控部门认为，2003年下半年，瓦寨村一个叫李卫东(化名)的人，生病住进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，由于多日高烧不退，医院检查后发现他患了艾滋病，再一问，原来他卖过血。那个时候，艾滋病虽然已不陌生，在天水却并不多见。防疫部门反应迅速，立即对可疑人群抽血调查，主要目标锁定瓦寨村一带有卖血经历的人。李建平从没卖过血，不是疾控中心的重点调查对象。但作为李卫东的邻居，出于同情，李建平在李卫东生病期间曾照顾过对方几天，李建平担心因此染病，便主动要求抽血检查。10月31日，天水市二院采了李建平的血，而具体检测工作由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。结果，当时李建平的血液检测结果呈阳性，是艾滋病感染者。随后，省疾控中心作了复诊和确诊。后清水县疾控中心的两名工作人员将“患艾滋病”这一结果告诉了李建平一个人。这些过程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，因此不可能有过错，至于李建平从“被确诊艾滋病”到“痊愈”的变化，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。该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，而且李建平的家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，因为李建平被确诊的结果疾控部门并没有告知其他人及其家人，请求法庭驳回李建平的诉讼请求。

身心名誉俱损提出310万元巨额赔偿

法庭询问李建平主张的索赔310万元是如何计算的，李建平回答，这6年他本可以外出经商挣钱，但自从他被确诊为艾滋病后，导致全家生活没有着落，为此索赔65万元。另外因“患病”给妻子和儿子的身心和名誉造成严重损害，所以另外提出精神抚慰金245万元。

◆ 新闻背景

2003年8月，李建平在一次集中血液采样后，被县疾控中心和镇卫生院宣布为“艾滋病患者”，并要求李建平配合每季度采集血样的检测和政府的跟踪服务。自从被确诊为“艾滋病患者”之后，一季度一次的血液检测成为李建平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2007年10月19日，省、市、县三级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李建平家中宣布“李建平的艾滋病已经好了!”之后，李建平越想越不对劲，觉得这 4年的罪不能白受，总得有一个说法。于是他奔波于省、市、县三级疾控部门，但至今没有人正面给李建平解释其从“被艾滋”到“被痊愈”的蹊跷变化。李建平认为，三级疾控部门均在2003年确认自己是“艾滋病患者”，并且对自己的妻子和子女限制人身自由采集血样样本，之后每年采集血液样本予以检测，直至 2007年10月。李建平认为，答案只有一个，自己压根就没有患病，但由于三级权威部门妄下结论，导致自己一家人长时间生活在恐惧中，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和痛苦，加剧了家庭的生活困难，承包地荒废，至今全家生活没有着落。经过慎重考虑后，李建平将省、市、县三级疾控中心告上法庭。

◆ 法庭外围

所受之苦难用金钱来衡量

9日上午11时50分，十八号民事审判庭的门终于打开了，神情疲惫的李建平和妻子最先走出了法庭，身穿一件陈旧的湖蓝色西装的李建平向记者叙述了庭审的过程。李建平说：“我提出的310万的索赔，被告方表示不接受也不认可。被告方还向法庭提交了很多证据，证明此事不存在，并称我们都是在胡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