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环球华报记者 萧元恺】因参加二战史维会活动，著名日本问题专家、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管建强日前莅临大温。值此发生钓鱼岛事件，管教授接受本报专访，就一系列敏感问题发表精辟见解，表现出管教授在中日关系和国际法专业领域的渊博学识，他不断引述史实，对日本动因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。
管建强
管建强从华东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后，1990年到日本留学，主攻国际法专业。1995年东瀛归来，在母校从事教研，其间参与二战民间赔偿事务，做了大量有益工作，对中日关系的复杂性积累了不少真知硕见。
日本每个动作都蓄谋已久
《环球华报》：近来爆发钓鱼岛冲突，有舆论认为，这里面有日本民主党竞选的考虑。
管建强：日本做事十分精细，事发后15个小时通宵达旦讨论，每个步骤都深思熟虑。日方行为绝非一个政党选举这么简单，而是有国家战略利益在里面。说是为党领选举，那是一种“障眼法”。 实际上不管民主党，还是自民党，都有鹰派，对此不要理想化。即便日共，也明确认为钓鱼岛属于日本。
《环球华报》：此次事件肯定不是孤立的，与周边事态会有联系。
管建强（左一）
管建强（右二）
管建强：这个事件每一步，都与朝鲜问题有联系。“天安号”被炸，日美不满意中方立场。再加上国际社会并不十分同情韩国，美韩军演，中国军方跟着放话，双方一时恶语相向。我们为朝鲜损失很大，而从技术角度讲，对美韩军演可以监视，但无法阻止，《海洋法》中没有黄海、东海概念，只有专属区概念。美日年底要在钓鱼岛海域联合演习，这是要气气中国，让中国难过，这事早在撞船事件前就定下，日本由于不喜欢中国过于强硬，就搞了一下子，这事美国未必就事先知道，日本则得寸进尺。
《环球华报》：由于中国官方倾向低调处理，保钓运动现在有点孤军作战。
管建强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政府会求稳。其实民间有表达意见的渠道，对国家利大于弊。比如在美伊战争上，就应允许民众有不同声音，不但不应压制，还要有意识培养对公共事务的表达习惯。
法律解决钓鱼岛问题
《环球华报》：钓鱼岛问题正激化双方民族情绪，有人再提抵制日货。 《环球华报》：根据你的判断，钓鱼岛问题较为理想的解决途径是什么？
管建强：我个人认为，这不只是政治性事件，也是法律性事件。这次日本动用国内法，是国家主权象征，对中国非常不利。我倒担心日方就这么放人，中方就这么把人接了回来。2004年日本已抓过人，后来由中方领回去。对此我曾在香港《大公报》著文表示，何处抓人就在何处放人，底线是颠覆管辖权。早在 1996年我就主张打官司，认为据此提出法律诉讼。
《环球华报》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把握如何？
集会发言
管建强：从1372年到1879年，钓鱼岛一直是中国管辖，有可靠史料证明，其间中国巡视23次，是中国人最早画出地图，所以说钓鱼岛是有主的。中国只是在 1879至1895年间丧失管辖，这只是十几年而已，国际法以百年为单位，中方最多应算疏于管理。过去租界总定为99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另外1951年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规定，北纬23度以南岛屿由美托管，没具体规定钓鱼岛是否属于西南诸岛，按法例应列举最顶端部分。中国管理长达500年，物归原主，既符合人类正义，也符合逻辑。大不了就恢复原状，包括琉球在内。所以若打官司，对日不利，它肯定不谈，但在国际社会就失理了。
政府没权力放弃索赔
《环球华报》：战争索赔问题牵扯到广泛的历史背景，存在各种成因，涉及到国际公法、权利与义务，特别与外交史有密切关联。
管建强：赔偿问题是战后遗留问题，在解决这个问题上，可以说中国错过了最佳时机。对到底要不要索赔，中国政府向来没有清楚阐述。老一辈领导者有过这方面的说法，却成了历史包袱。
《环球华报》：在赔偿问题上，1972年签署的《中日联合声明》是否产生约束性？
管建强：《中日联合声明》第五条谈到放弃赔偿，但很含糊，没经人大批准。由于该声明不是合约，也没有权利放弃。 合约由国家决定，而声明是政府间产物，政府不能替国家做主。宪法规定，合法效力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，对此建国后四部宪法都没改变。政府出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而放弃，但人大却从没放弃民众的这种权利。外交部顾问张香山曾写书说，政府放弃索赔就是人民放弃索赔，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。其实政府放弃索赔权利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依据，亦有违法之嫌。
《环球华报》：《旧金山合约》不是有放弃对日索赔的先例吗？
管建强： 《旧金山合约》有40几个国家相互放弃战争索赔，当时考虑到日本经济状况，这也是冷战产物，不但中国没参加，苏联也没签字。1990年有签约国老兵到日本索赔，日方以《旧金山合约》拒赔，有老兵返国，起诉本国政府，认为国家没权力放弃国民要求索赔的私权。现在英国、新西兰、荷兰和澳大利亚坦承失误，给起诉老兵每位160万日元，相当于两万多美元。这对“没资格放弃私权”的意识，是历史性进步。
软硬兼施判中方败诉
《环球华报》：管教授主要参与了哪些对日民间索赔？有何结果？
管建强：2004年作为专家证人，我到东京参与731细菌战索赔案。当时主要起诉者代表是王选女士，受害人有180位。战时日本把细菌撒在河田，有人因此死亡，也有人因此烂脚伤残。受害者起诉的是日本政府，对方代理律师援引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，称中国政府已放弃索赔。我于是据理力争，日方后来就不再提声明，觉得找不到合适理由反驳我。这本是好势头，后来却由于政府间原因，没能趁势展开。2007年，日把劳工案等五个案子都驳回，为今后索赔定调。
《环球华报》： 这里有何深层原因？
管建强： 2007年3月27日，日本驳回五案前一个月，日对光华寮案判决。光华寮原是台湾买的房子，由于1966年留学生呼应文革，被台湾当局责令迁出。这些学生于是起诉台湾当局，称光华寮属于大陆。此案打了40余年久拖不决，却在2007年3月做出有利于大陆的判决，打了个“时间差”，因为随后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，等于给中方送份大礼。再过不久，就判五个民间索赔案败诉，让起初吃到甜头的中方有苦难言。这里也表现出日本的无赖，挑动中国政府与百姓的矛盾。
《环球华报》：对日民间索赔败诉，会有什么影响？
管建强：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，明白了公权与私权区别，增加对私权与人权的理解。尤其通过这场法理的斗争梳理，一旦今后与外国还有类似事件发生，中国政府在签署声明或条约上，会采取更慎重态度。长远看惠及后代，有利于保护人权，起到教育民众作用。
起诉日方血债企业
《环球华报》：能否预测对日索赔前景？
管建强： 由于中国政府放弃索赔权利，无形中为民间索赔增加困难。这方面政府虽做些事情，但委婉讲，力度还不够。综合看，索赔前景非常艰难。 中方对外决策缺乏法律专家，应更多从法的角度澄清权利与义务。不能像外交部发言人那样说希望日本“妥善解决”，这里不存在什么主观意图，是基于法定而不是靠觉悟。客气地讲，日本欠缺主动性。
《环球华报》：可不可以在中国国内，起诉日本政府？
管建强：理论上讲，可以起诉日方涉案企业，而不是起诉政府，比如在二战期间奴役劳工的具体企业。我认为较有实效的做法是，起诉日本有血债的企业。我掌握这方面的资料，以前将list上网，公安方面有过交涉。一方面追究其历史责任，另一方面使它们不能在华投资经营。这样相对缩小打击面，日本人民也可以理解。这个设想有可操作性，也不影响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框架。
管建强：中日经济密切互补，抵制日货的可操作性太低。许多家庭日常用品都是日货，怎么抵制？